应试教育、题海战术?这所学校曾是中国式教育的集大成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在“素质教育”成为共识的今天，人们不难对她做出价值判断。

而如今，这条路，似乎断掉了。 黄冈中学是黄冈人民最大的骄傲，也是最大的希望

沿江大道东行，一侧并没有太多合乎市场逻辑的一线楼盘，未开发的土地倒是成群结队。阴云降临，灯光昏暗，映照着一个略显破旧的城市。

而这一切，地理标识或是历史印记，似乎都抵不过一座中学的名气与荣耀。杭州除了西湖，还有淘宝，北京除了紫禁城，还有中关村。在当地人眼中，黄冈只有一座黄冈中学(亦称黄高，下同)。即便只有这一处，足够了。

语气中，是少见的骄傲。

薄弱的经济、拥挤的人口、出人头地的愿望。这是小城大校的“黄冈逻辑”。

几多寒暑过去，年届而立的谢阳依然记忆犹新。更令他念念不忘，甚至久久不安的，是当时的一句回应：“我是黄冈中学的差生，学习成绩一直都不太好。”

“那个年代，黄冈中学就是一个光环，走到哪里都很闪亮。不只在外面，本地人也会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谢阳举起一只胳膊，边说边向头顶比画着。

这是黄冈中学的新校区，2006年正式启用。7年间，这里接待过无数取经团队。即便是北上广深的同行来到此处，都少不了一声惊叹：“一座小城，竟有如此大校!”

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却拥有壮观的学校，外人的情绪很难不受撩拨。甚至可以说，如果把高考成绩比作“上层建筑”，它已经动摇了“经济基础决定论”的根基。那些年，黄冈动辄包揽湖北文理科，当地的经济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人均GDP常年位列湖北倒数，下辖的9个县级行政区，有5个是国家级贫困县。

“什么秘密?什么神话?扯淡!一个字，穷呗!”出租车司机一边开着车，一边用火爆的鄂东方言说着，“孩子不往外考，怎么办?像我一样开出租车，一个月1000多元?”

“黄冈这个地方，想要有更好的前途，而不是在巴掌大的地方待一辈子，有什么路可走呢?读书上大学，是最稳当的一条路。”谢阳说，“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是进了黄高，恐怕不会有今天的日子。”

而在当地主管部门看来，黄冈教育事业的发达，与党委政府的重视密不可分。在财政连年吃紧的情势下，当地勒紧裤腰带也要办好教育。长期以来，黄冈中学受到了当地部门极尽可能的关照，新校区的校舍硬件，比市委市政府的大楼还要恢弘数倍。

最辉煌的阶段，黄冈中学常常包揽湖北省高考的前几名，每年走进清华北大的黄冈孩子，都有三位数。1994年，黄冈中学举办90周年校庆的消息，在当天的央视《新闻联播》中排在第五条。时任国务院总理发来题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精兵出动，全国各地的目光齐聚黄冈。

黄冈制造

大学里，谢阳融入集体的速度比别人快得多。面对一名身上贴着特殊标签的人，谁都愿意说上几句，拉拉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也的确存在。

偏、难、怪，或者还有准，是黄冈试卷的显著特征。在“教育学黄冈”的年代，全国各大高中都热衷于在“黄冈出品”的模拟试卷中摸索高考密码。做一遍黄冈试卷，可以察觉自身的不足，也能够摧毁掉全部的自信。

黄高人，对考试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甚至很多年过去，依然会梦到当年考试的情景，“有时候就被吓醒了，浑身是汗。”

2013年7月的一天，教学楼外依然能听到的答题声。熟悉的教室里，重复着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已练得很熟的动作：发卷，涂卡，填姓名，做题。虽然事后听说有人紧张得整夜失眠，但在等着进入考场时，大家都显得颇为沉着。

“在黄冈中学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夜色里晨跑。今天的我，还记得那冬日凌晨，上千名学生集中在一起，在寒风和夜色里诡秘地奔跑。不晓得多长时间后，早餐时间到了，20分钟后，连上四节课。”陈雪说。而另据传说，住校生有不少熄灯后打手电筒看书至深夜的，但无人承认，也就无法考证。

在当地，“三苦”(老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帮)作为黄冈中学高考成功的诀窍，已为人熟知。“鲤鱼跳龙门”也好，“知识改变命运”也罢，学生、校方和家长，为此目标所付出的超常努力，肩负的超常压力，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学生)到了高二，就会参加一次选拔。特别牛的学生会集中在一起，编成‘奥赛班’。”谢阳说。“没那么聪明”，一直与“牛班”无缘，这也是他黄冈生涯中的最大遗憾。

500亩的黄冈中学新校区，有一片传说中的圣地，陈列着被老师挂在嘴边的“黄高偶像”。在主楼的大橱窗里，最醒目的照片不是校领导，不是各地官员，而是那些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奖牌获得者、保送或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以及本省的各类。

而大多数学生，更愿意将其称为“福利”，“只有高一新生才能全部拥有，高二开始就会慢慢减少。别问我为什么!”

当“素质教育”真正成为中国教育的发力方向乃至评价标准，当个体发展极难超脱于城市规模，曾经辉煌一时的黄冈中学，也不得不面对“掉队”的现实。

这是人生的一次深度逆袭，让曾经的泪水和汗水都有了世俗回报。谢阳恨过自己的母校，更多的却是感激：在家乡要想出人头地，只能拼命学习学习再学习。哪怕校方和老师为了追求升学率，甚至是为了评职称、多拿奖金而陷学生于题海之中，孩子们也毫无怨言，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大城市的同学，眼界和视野都宽得多。他们可能不大擅长考试，但其他方面都很出色。”谢阳说，“而我们那边只有一个规则，把心思放在高考不考的东西上，就是浪费时间。”

曾经的光环，在强烈的反差中，慢慢散去。大学四年里，谢阳觉得一些死记硬背的科目，没有什么难度，但在计算机、外语、哲学和金工实习上，却感到异常吃力。“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机械式地学习，在独立思考、实践操作上都比不了他们。”

自主招生

当社会各界都在呼吁“素质教育”的时候，黄冈中学总会出现在各类批判文章中;而当“素质教育”真正成为中国教育的发力方向乃至评价标准时，曾经辉煌一时的黄冈中学，也不得不面对“掉队”的现实。2010年，北京大学启动了自主招生计划，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湖北入围的39所高中里，没有黄冈中学的名字。坊间传言，这是上面对“应试教育”的一次“最典型否定”。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掉队”，大学里，谢阳开始花大量时间“不务正业”：阅读小说、翻看各类书籍，学习网络知识，甚至与陌生人搭讪聊天。他不愿成为另一些升入大学的黄冈孩子：他们失去了“枷锁”，却迅速在本应出现的地方“流失”，投入网游的怀抱。

“没办法，在这里当老师的收入，无论如何也比不了北上广。”一位青年教师坦言，“一些外省学校前来挖人，工资能开到五位数，还不包括绩效奖励。”

随着“大武汉经济圈”的建设，以及高铁、动车的便捷覆盖，黄冈中学的老师开始选择省城。几年间，学校数学组的30多个老师，前前后后走了10多个，多数都是骨干教师，甚至特级教师。在武汉，竞赛成绩独占鳌头的两所高中——华师一附中和武汉二中，竞赛教练都不乏黄高教师的身影。

而近13年湖北产生的26名高考中，黄高只占了1个，国际奥赛的奖牌也有五六年没见过了。

安静的校园里，孩子们依然陷入到对梦想的追逐中。他们所能做的，依然是在书山卷海里拼搏，用青春拼出一片天空，哪怕这条路径已经不那么好走，甚至有些断裂。

不只是黄冈，许多后发地区，总有两种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经济上的极度落后和对教育的极度重视。在这些地方，高考是孩子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他们牺牲了青春，付出了血汗，甚至损害了身体，只为出人头地，走向更好的地方。

在中国考场，素质教育确实已经呈现端倪，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总有不少先进的概念、新颖的题目，基础性的内容越来越少，选拔式的创新越来越多。这些，显然不是某些群体的长项。

耐人寻味的后果，已经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根据北京大学的相关统计，1978—1998年的20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如果不搞应试教育，不搞题海战术，这些落后地区的穷孩子，几时才能出人头地?”有教育学者表示。而在一些人看来，后发地区普遍存在的集中营式学校，是寒门学子最后、最大的希望寄托。

事实上，“黄冈迷局”已经不是黄冈本地的迷局。这些年，大量师资涌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聚集效应”，早已让人深感担忧。综观近几年的高考成绩，过去曾经很优秀的广东粤北山区如梅县等地，现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为师资流失。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这一切，令黄冈中学有着不难察觉的危机感。该校校长刘祥自2011年上任以来，呈现出异常的低调，几乎不在公众面前“发声”。“这几年，我们好不容易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想喘口气，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是他面对媒体唯一讲过的话。

这里依然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在坊间流传，核心是几个普通名字。最家喻户晓的，叫袁心怡，第41届国际数学奥赛的金牌得主。这是一个来自大山里的孩子，祖祖辈辈最高的文化水平是小学四年级。拿到金牌时，黄冈市政府奖励她两万元，大学毕业后她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每年高达3.6万美元。她的父母走出了大山，在城里拥有了不错的房子。

2009年，周边开通了高铁。从长三角、珠三角到家乡，小城市与大都会离得很近，又离得很远。

观察|解围黄冈

自恢复高校招生制度以来，黄冈中学创造了一系列教育神话，迅速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中学。但2013年高考刚刚过去，黄冈中学却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神话的缔造者，如今已是现实的失意者。

但在复杂的中国，任何结论的得出，恐怕没这么简单。貌似“回归教育本质”的变化背后，潜藏的却是中国教育的新一轮危机，更加深重的危局。

以黄冈为例，其目前一年从地税支出的“两费(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附加费)”为3500万元，仅相当于武汉的3%。“君子固穷”的年代，尚能借精神意志自我告慰;市场经济理念普及开来，曾经的坚持便不攻自破。这些年，类似地区的教师待遇差，流失严重，学生视野窄，抱残守缺，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各种各样的神话几近破灭。

“应试教育”的年代，小城尚能与大城一搏;“素质教育”的今天，小城在大城面前，纷纷败下阵来。在北大、清华，在浙大、中大，来自后发地区的寒门学子踪影难觅。“穷二代”们逐渐丧失了一块改变命运的重要阵地，阶层自此更加固化，底层向上流动更加艰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任何上层建筑，都需要与之匹配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冈的沦陷，“市中”不敌“省中”，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必然结果。而在倡导“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今天，相关部门必须从更高的角度，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加大针对后发地区的教育投入。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 201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