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北京大学2018考古暑期课堂三场讲座详情，具体讲座内容如下：

一、大学与人生

主讲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孙庆伟

▲孙老师在讲座上

01、人生的意义

大学生应当思考人生的意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就是当时人们心中人生的意义。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它们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张载也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

02、大学何为

《礼记·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康德在《论教育》中说：“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人只有通过人，通过同样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被教育”。由此可见，大学使人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化。《礼记》中的“大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但其透露出的是今天大学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大学是大人之学、成人之学，让人成为真正的人。正如陶行知所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至圣先师孔子提出“子以四教”的教育目标，“四教”分别是：文（儒家六经）、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忠（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强调学艺兼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对学生的要求是有高远的追求，道德的准则、内在的修养、娴熟的技艺。这个宗旨到今天依旧是很好的标准，具体的技能应放在靠后位置，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培养。孔子还提倡因材施教，因此有孔门四科的说法：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按照不同学生的爱好天赋教授其不同的科目。

大学到底是什么？曾在1912年代理北大校长的马相伯先生说过：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就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所和追求的目标。

03、理想大学

伯克利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说：“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时刻发展起来的。”正如习总书记来到北大时所言，北大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北大的诞生是戊戌变法的结果，当时人们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等——正是伟大国家的伟大时刻。

然而，如今大学的现状，一为求职业，如考工、农、医、法、商科；二为求知识，为谋职业作准备。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我们的大学必然是归于职业教育，是讲现实的，缺乏理想的。所以在大学的设置上，其实很多就是职业学院：对物与对人。对物如工、农、商、矿、渔、牧，对人如政治、法律、教育、医学。我们的教育太现实，太物质。正因如此，当代出现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林建华校长认为，现在的北大应该要“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未来的人，需要专业，但也需要通识教育，更需要宽广视野、学习能力、好奇心和进取精神。专业主要是一种起点、一种态度；而通识则要求同学们需要懂自己、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通识教育起源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说道：“大学并非只是‘创新之所’，首先是‘文明传承之所’，大学应该是人类文明精华的储存所，并通过现代通识教育使一代一代的学生首先吸取和掌握这一共同文明财产，从而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只有站在通识教育的坚实基础上，才可能有大作为。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理想的大学追求的是人生最高理想，比如人生最高理论（哲学与宗教）、人生最高境界（文学与艺术）、宇宙本原（天文与地质）、生命本质（生物与心理）、社会经验（历史与地理）等，这些学科给我们带来的是事业和智慧，而非职业和知识。

施一公也认为，“学不以致用”，“研究型大学，从来就不以就业为导向。就业是个经济问题，而大学是个培养人的地方”，“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我认为，大学之道在于精神的养成。在好的大学里，有一大批自我期许很高的人，他们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摒弃低级趣味。一个成熟的人，他的标准来自他的内心，而大多数人，却受环境所左右。一个年轻人，进入一所不那么优秀的高校，对自己的标准会不由自主的降低以适应这个环境，减少自身与环境的冲突，而这种做法对他们的人生也许是致命的。好的大学改变人生的道路和命运。同学们在好的大学中，更要努力成为学霸，因为学霸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人生态度。

理想的大学是人生的起点，是自我超越的最佳起点。理想的大学带给人的，一方面是专业基础，另一方面是精神基础，用沈从文的话来说是“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04、何以北大

首先，我们不应该神化北大，也不应该妖魔化北大。其次，北大人最值得大家敬佩的特质，应该是其强烈的家国情怀。报效社会、报效国家是我们的追求，“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使不济，也要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内圣外王”，内在有追求，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报效国家，如我院优秀毕业生柴生芳等时代楷模。

谢冕先生写道：北大人具有一种外界人很难把握的共同气质，他们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所笼罩。今日的精英与明日的栋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地维系在一起。同样，陈平原先生如此形容北大的魅力：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饶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

05、何以考古

习总书记说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我们生在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是何等幸运！

考古学的学科特性是历史学，历史学是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过去、现在、未来共同组成历史，它是人类社会的生命科学，历史是一种话语权。吕西安·费弗尔曾说过，“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不感悟历史，怎知大地之广袤；不感悟历史，怎知事业之艰辛；不感悟历史，怎知自身之渺小；不感悟历史，怎知生命之精彩。

中兴业，需人杰。愿大家能够成为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最后，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北大的期望，也不要辜负考古的期盼！

二、理科生在考古——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

主讲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 王恺

▲王老师在讲座上

01、前言

这个讲座不只针对理科生，而是一个普适的对文物保护专业的展示。本专业随时欢迎大家加入。

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播出，“修文物”这个概念似乎在大众语境中变得愈发熟悉。但实际上，这些纪录片中的“修文物”和文物保护专业的修文物并不能等同。

02、文物保护的基本概念和学科特点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主要呈现的是钟表、青铜器、陶瓷、木器等文物的修复过程。但是这些东西是故宫本身的藏品。换言之，这种“修文物”的修复对象是故宫中的古董，最多称为“收藏品”，尽管他们在公众传播的角度往往和文物划上等号，但实际上和我们所说的文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我们实际的文物工作中，接触到的文物往往并不像纪录片中呈现的那么精美，而是残缺的，污损的。比如，我们在故宫中可以看到精美的陶瓷器，然而考古工作中的文物却仅仅是残缺的陶片、固结成一块并被泡软的简牍、未经整理的人体和骸骨……

文物保护学领域所讲的文物，是指人类活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留下来的遗物（可移动文物）与遗迹（不可移动文物）的总称。文物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当时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生活状态的反映。一般说来，文物具有三大价值：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这三大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但是，对于不同的文物来说，三大价值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比如甲骨侧重于历史价值，漆器侧重于科学价值，壁画侧重于艺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从文物保护学的立场出发去谈论文物的价值时，经济价值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其次，再来看文物保护的概念。文物保护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在广义层面上，文物保护包括行政层面的保护和科技保护两类。科技保护是指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减少自然力对文物造成的破坏。行政保护和科技保护两方面相辅相成。在狭义层面上，文物保护就是指科技保护。“科技”可拆分为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科学旨在回答和阐述客观世界是什么、为什么等原理，技术重在利用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科学的研究成果推动技术的发展；在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又要求科学来回答。科学可以满足好奇心，技术可以满足对于某些客观事物的需求。

传统的文物修复并不需要科学的指导。但在北大学习的文物保护，一定要从科学的层面上来看，有科学原理的指导。

文物保护的目的，是要利用科学的方法，利用现代手段，发掘和保护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使价值能更为久远地保存和流传下去。文物保护是更好地发现文物的价值、而不是提高文物的价值。但是在实际保护的过程中，往往三大价值不能兼顾。对于不同文物，不同研究者，三大价值各有偏重。实际保护修复过程中难以周全，三大价值之间须有取舍。

文物保护的内容主要如下：文物保护理念的研究、文物本体的研究、文物保护材料的研究和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在这四者中，排列越靠前的，越宏观。在修复理念层面，也存在着很多的争议，比如“修旧如旧”与“保持文物现状”原则的争议。

从学科特点上讲，文物保护学具有学科交叉（生物、地质、工业技术等学科交叉）、研究对象复杂、研究内容复杂、保护修复要求复杂等特点。保护修复要求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具体体现在保护处理的时效性（文物的预期寿命与材料自然寿命规律的矛盾）、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要求、文物保存状况不同、文物保护修复目的（商业修复、考古修复、博物馆修复）等不同等方面。

03、案例讲述：齐白石的樱桃

齐白石画樱桃所用的颜料是西洋红，我们只知道它是动物质的沉淀颜料，不知道它具体的成分。在修复这类作品时，传统的方法是由固定画心、揭背、上托纸、补缀、全色、贴平等工艺复原其鲜艳的颜色。然而，通过全色来补全颜色再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物价值真实性的原则，不一定是最佳方案。

超越技术层面，从文物保护科学的方法来考虑，这个问题则显得豁然开朗。首先，在显微镜下观察到颜料颗粒，通过SEM-EDS能谱面扫描发现其中含有磷元素，证明其来源于一种生物体。经过分析发现，这种红色来源于胭脂虫（cochineal）。其制成的西洋红颜料接近于胶体，颜料产生脱落则是因为胶体颗粒的稳定性被破坏，通过调整表面电荷的方法就可以达到重新固结的作用。经过实验验证，发现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这个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

04、如何进入北大文物保护专业学习

1、 高考时直接报考文物保护方向

2、 报考化学学院，大一结束时选择双学位或者2+2项目

3、 报考其他学院并参与文物保护方向的本科生科研，研究生阶段再转入

4、 此外，还有其他很多方法，此处不一一列举。

三、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

主讲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刘斌

▲刘所长在讲座上

我们常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可是请问大家脑海里有什么可以代表五千年中国的形象吗？我们文献记载的夏代大禹治水只有4100年，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代表。说起世界五千年，我们一定知道古埃及，说起古埃及，我们会想到金字塔、法老、木乃伊等，古埃及的前王朝时期约在公元前3100-2686年，也就是距今5100多年，与良渚是差不多的。中西方的这种差别其实与宣传的层面有关，我们要多反思，逐步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国4000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和文化面貌，甚至宋以前的文化面貌，都是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逐渐地、也越来越清晰地找到我们的时间坐标、空间坐标、文化坐标，这一切都是中国几千个考古学家差不多用了100年的时间完成的。考古是要揭露古代遗存。虽然是把地下的祖先遗留重新揭露出来，但那也是一种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也是一种从无到有，这里边有我们的汗水、智慧和知识产权。

现在的很多博物馆都是因为考古而建立起来的，比如兵马俑博物馆等，为我们这个时代增加了很多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考古行业是一个很高大上的行业，对社会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些贡献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从个人的层面讲，不学考古的人也许脑子里不会有一个几千年几万年的时空框架，而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积累，常常会在考古材料中看到过去的景象。那种真实的体会，时常让我觉得充实而幸福。

我常常想五千年会是多远，如果生命的记忆以50年可以对接传承的话，那么回到5000年，在我们前面只是站着100人，仿佛一眼就可以看到，真的不远。2016年我在莫角山遗址的西面、反山墓地南面约200米处，发现了与反山墓地年代相似的姜家山墓地，墓地边上是一处宋代的房基，房子边上有许多韩瓶，我想这应该是一处宋代的酒肆，这里应该是当年瓶窑镇（亭趾镇）的最东边了，再想到莫角山上那么多汉墓，于是我有了一种穿越的感觉。

学习考古，将教会我们怎样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生命、研究历史。考古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特别的人生感受。即便不学考古，也要有一种考古人的人文情怀。

今天的杭州和良渚古城遗址都位于一个南、北、西三面环山、东面开口的C形盆地中。良渚古城遗址位于今天的良渚镇和瓶窑镇之间。

良渚文化存续的年代大约是5300B.P-4300B.P之间，距今约4300年前，良渚文化发生了极大变化，遗存数量大大减少，呈“消失”状，可能是由于发生了一次滔天洪水。这一时间后，杭州盆地定居人口大大减少，没有什么聚落遗址，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2000年，到了战国才有一批新的聚落。

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的都城。都城外围发现了被洪水淤积层所覆盖着的良渚文化水稻田，五条南北向的红烧土田埂和两条东西向的河沟将田区划分为许多面积约为1000-2000平方米的大田块。覆盖在田区上的厚厚的淤泥表明这些田区遭受的洪水不但大，而且持续时间长，似乎说明良渚文明的消失与洪水有关，也证明4000多年前良渚稻作业已经非常发达。

后代，良渚文化虽然消失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失去痕迹。乾隆皇帝收藏有良渚文化玉琮，但被当作周汉时期物件。南宋官窑的琮式瓷瓶，说明这种形式的良渚玉琮在当时就有所发现和珍藏。春秋战国吴国窖藏中出土良渚玉琮，但被当作可利用的玉料重新切割。

总之，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这一知识的获得却经历了上千年的过程。

良渚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经过了漫长的历程。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余杭良渚镇一带发掘和调查了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出版了《良渚》一书；1959年由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第一次发现了随葬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礼器的墓葬；80年代中期，先后在江苏吴县张陵山、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地，发现了多处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2006年在葡萄坂偶然发现了人工开采的石头，当时猜测有可能是古代的大堤或者城墙，07年开始用了1个月的时间寻找到了四面城墙。2007年发现确认良渚古城，也逐渐知道了那场淹没古城的洪水，可能与大禹治水的传说相呼应。其实在历史中已经有良渚的玉器流传下来，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人认识到这批器物是来自于遥远的良渚。比如成都金沙遗址（商代）出土的良渚玉琮，说明商代的古蜀国国王就获得和收藏了良渚玉器；春秋战国吴国窖藏中出土的良渚玉琮但却被当作可利用的玉料重新切割等。直到良渚文明消失4000年以后，才被当代的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良渚古城中有许多重要遗迹。反山墓地是目前为止良渚等级最高的墓葬，反山12号墓出土了目前为止最大的玉琮，有很多精美的刻画符号。1987年瑶山、1991年汇观山祭坛顶部为回字型结构，分别发掘出土了12座、4座大墓。表明在祭坛功能废弃之后，祭坛所在的人工堆筑高台，成为了高等级贵族的墓地。瑶山与汇观山祭坛，应为观象测年的古天文台，夏至东北角日出，西北角日落；冬至东南角日出，西南角日落。古城城墙最窄处20多米宽，最宽处150多米。城墙略呈圆角方形，有内外马面状凸起，共8个水门，南部1个陆门。良渚遗址有发达的水系，城墙有内外城河夹抱，内部水系略呈工字型沟通，并发现通向莫角山的数个码头。

从形制上看，良渚古城是一个以宫殿区为核心的近同心圆结构。其整体格局由内向外依次是30万平米的宫殿区（莫角山），300万平米的内城、8平方公里的外郭城。宫殿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上及莫角山山顶面平台发现多处大型房址，在大小莫角山、乌龟山之间发现面积为7万平方米的沙土广场。宫殿基础部分台子12米高，小台子是6米高，可以精确算出堆筑的土方量。

经过十年的考古，还发现了良渚水坝，刚开始发现6号水坝，一共找到了11条，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最早的水利系统，是2015年的考古十大发现。良渚人设计古城的时候，是三面环山的中心位置，城在沼泽地上，取土也不方便。可能有择天地之中而立国的概念，是有事先的设计。我们还了解了整个山中100平方公里范围遗址的分布。距离古城14公里有水坝，算上水坝，大约有100平方公里的范围。直接在上游修水利，虽然不太了解如果具体运转，但知道这是一个大面积的设计，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古代人的认知。

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在5000年左右开始产生国家文明，不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是能让我们具备文化自信的。5000年是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池中寺外围勘探发现有三条堤道，分别联系了莫角山、毛坞垄、池中寺与皇坟山。池中寺东部为人工堆筑堤形成的大型蓄水池，去年在池中寺发现了很多烧掉的稻米，被埋的大概是39万斤，应该是很大的粮仓，在宫城南部，周围都是水，利于防火防虫防鼠，是比较科学合理的。2011年也发现了2万斤左右的稻米。大型城市要有粮食的储备。这些水稻来自不同的地区。

为了配合良渚的申遗，用两年的时间发掘城内主河道钟家港，揭示夹河而居，河里发现玉料、石英片、打磨玉器的工具等，可以说明当时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应该是工匠，不是农业。在河里还发现很多良渚当年的植被，李子、柿子、梅子、葫芦等，动物考古发现了20种动物，比较形象而具体地还原良渚人生活的场景。骨头里最多的是猪，有野猪也有家猪，主要是家猪，猪是肉食的主要来源。

河里也有一些人骨，可能主要是外来人，应该不是注重墓葬的本地人。这些人根据人骨同位素分析其食谱，有可能吃小米，或许是北方来的。

良渚古城外围水坝遗址是在2009年4月在良渚古城西北约8公里的彭公岗公岭在取土时发现的，2010年将包裹泥土的草采集样品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测定了3个样本的树轮校正年代距今5000-4900年。2009年冬发现秋坞、石坞、老虎岭等多处人工堆筑的水坝工程遗迹。水坝工程的堆筑方式即是在内部用青淤泥堆筑，外部用黄土包裹，青淤泥采用了草包泥垒筑的。之后在2013年对水坝工程的认识和发现逐步完善，并在201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年代测定上，只有碳十四不能使人百分之百信服。2015年在老虎岭这个地方进行发掘，发现了良渚的堆积。被良渚晚期G3打破，从相对年年代证明了坝体为良渚堆积。11条坝体总年代主要是距今5000年左右。13年找到了与另外一些小山连起来的水坝，建立起了完整的水利系统；2017发现高坝区溢洪道。非常庞大的设置，很难想象古人有这样的庞大工程。至今，部分坝体内仍为水库。

营建良渚古城工程量极大，良渚古城核心区及水利系统的堆筑总土方量约为1005万方，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很长时间。

水坝的草包经过鉴定，其制作过程可以分为包裹和捆扎等环节。植物学研究显示，草包泥用南荻包裹，苇条绑扎，其南荻已经开花，说明施工时间大约是10月份以后的农闲、枯水季节。研究中还做了工具的复原等，推测草包的做成速度和置备、运输等情况。草包之间紧密堆放，说明土坝等工程在短期内完成而非数年间陆续修建而成。

另外研究者还做了岩石成分分析，地质学家对成千个的未揭露的所有岩块都做了检测，对周边山体岩石进行踏勘，填高精度岩石分布图。岩石成分分析推论出块石主要采集地的精确位置。

良渚文化及其所代表的良渚文明距今约5300-4300年，大体与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文明同时。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为重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主要用来祭神和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反映了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形式。玉器的主要种类有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玉璜等。其中玉琮是神徽的载体，玉钺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玉璧则是良渚的发明，玉璜是女性佩戴的饰物，而玉三叉形器则是男性佩戴的饰物。良渚玉器中许多玉器的造型都与神徽有关，神徽又称为神人兽面纹，上部为神人下部为兽纹，反映了良渚人的神崇拜。在良渚文化中，鸟的形象也被极大得运用到各个礼器中去。高台上的小鸟形象也表现了良渚先民对鸟的崇拜。良渚文化是一个宗教与巫术混杂的时代。而良渚文化的神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表现的极为一致，反映了在这一广大地区人们有着统一的信仰。

玉器造型与表现神徽有着直接关系，巫师尽量把自己装扮成神的模样。冠状饰是身份的象征。很多高等级墓地都有。

良渚文化之后太湖流域的两个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年代为约4300-4000B.P.神木石峁遗址出土了被切片的良渚玉琮，广东石峡遗址出土了良渚玉琮，说明良渚文化向南向北均影响非常广泛。龙山时代的玉琮显然是受了良渚文化的影响。成都金沙商代遗址也出土过商代的玉琮，说明商代的古蜀国也有这样的收藏品。商代的玉琮依然保留了良渚的影子（殷墟妇好墓），再往后就是南宋的琮式瓶。

良渚后来融入到中国的夏商周里面去。通过良渚的考古，可以理解，中国在文化上是从多元逐渐走向一体，在良渚之前应该就有南北的文化交流，通过考古可以理解没有文字但是很直观的实物，在历史长河中看待历史。考古要透物见人，理解历史的演进。

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讲，每一个考古学文化只存在于一段时间，一个考古学文化转化为另一个考古学文化并不等于说这个族群被消灭了，而是文化的表现方式改变了。

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不曾断灭过的，良渚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最终融入到了一个大的中华文化之中了，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文化是不曾消失的，它落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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